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原系主任潘再平寄语青年学子

　　寄语青年

　　作为一个人才，品德是最重要的。在品德方面，首先要有爱国主义情怀。我们的学生，都应该是爱国的。热爱我们的祖国，这是首要的、必具的素质。

　　在学业方面，我觉得我们德语专业的学生，应该狠下苦功，把德语基本功练得扎扎实实。只有具备了扎扎实实的德语基本功，需要德语时才能应付自如，得心应手。课堂里的四年是引路，深造在课外。要真正学好德语，光靠大学教材里的那点课文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靠自己大量阅读和大量语言实践，来充实自己的外语功底。

　　在学习外语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不断提高自己的汉语语文水平。不要以为：“我只要学好自己的专业就行了，汉语又不是我的专业，汉语谁不会呢？我们中国人开口就能说，信手就能写。”因此往往不注意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其实，没有相当的汉语水平，做事是很吃亏的。母语水平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老底”。良好的汉语表达能力对于做任何事情都是必须的。提高汉语水平的必由之路是，就像学习外语那样：大量阅读经典著作。

　　上外往事

（1976年，潘再平教授在上外的科研报告会上）

　　我是1955年从温州作为应届毕业生考进上海俄文专科学校（简称上海俄专，即上外前身）的。我作为一名出生于当时尚属十分落后的小城温州的高中生，突然要到大上海去上大学，兴奋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到了学校之后，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语言实践气氛非常浓厚。一踏进校园，就随处可以看到墙头的俄语标语：“Говорить только по－русски！”（只能讲俄语！），就是随时提醒学生，不要忘记用俄语互相交流。后来母校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后，也继承着语言实践的好传统。

　　我刚开始学德语时，以外语实践为主要目的的“外语课外活动”开展得蓬蓬勃勃。记得当时担任“全校外语课外活动委员会”的主任是德高望重的英语系主任方重教授，足见学校对外语实践的重视程度。

　　当时有一种说法，说是（学外语的学生）北大重文学，上外重习践，所以上外的学生毕业后能立马派上（翻译）用场。

　　我自己的一些经历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我一个高中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叫陈宣圣，他跟我一样也是理工科不行，文科很好。1955年我考进上海俄专时，他考进了北京大学外文系德语专业，比我先念德语。后来我转专业学德语时，他已是北大三年级。1959年，我作为上外德语二年级学生，与其他几名同学一起被派去当来沪访问演出的东德德累斯顿交响乐团的口译，还完成了一次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接见该交响乐团团长时的口译任务。就在同年的暑假，我同这位北大的德语四年级的老同学会面时，他竟然笑着（显然是故意夸张地）跟我说：“潘兄，你千万别跟我讲德语，我德语一句也不会说！”他接着说明：他阅读还行，口头实在不行。他1959年北大毕业后，在总参工作到退休，翻译了大量资料，也出过军事专著。也许，我们注重语言实践，确是我们上外的一个特点。还有，我和其他同事在国外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常常有德国人会向我们发问：你德语说得这么好，你是在德国哪里学的？当我们说，是在中国国内学的，他们就会觉得十分奇怪：在中国怎么能把德语学得这么好呢？反过来比较一下德国的汉学家，他们中有许多确是汉学了得，却开口困难。当时海德堡大学汉学专业主任Debon教授赠送我他的一部汉学专著时，跟我说：潘先生，我真羡慕你们作为日耳曼学者都能流利说德语，而我作为汉学家却开口很困难。其实这位教授的汉学功底很深厚，他送我的那本书，就够我学习的了。

　　当时学校的师资是很有实力的。拿我们德语专业来说，担任主要课程的一般都是外教。当时除了外教，还有从其他大学或单位调来的老教授、老教师。过去一些知识分子留学德国，学业有成后带了德国妻子回到上海，其中一些随丈夫在上海定居的文化程度较高的德国人，应聘来我校任教。

（2001年5月，潘再平教授与上外德语教师支爱娣教授）

　　教我们四年的支太太，中文名支爱娣，是一位非常优秀、很有学问、极受我们尊敬的老师，她早年毕业于莱比锡大学，70年代改入中国籍后就晋升为我们德语专业第一位正教授。她是我国著名电信工程和测量仪器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支秉彝的妻子。

　　也曾长期教过我们的诸太太，中文名诸希伦，她也是我们《德汉词典》的编者之一，早年毕业于柏林大学。她的丈夫诸凤仪，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曾任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

（裘洛依与丈夫、我国著名外科医师裘法祖）

　　教我们语音的裘太太，中文名裘洛依，是我国著名的外科医师、中国科学院院士裘法祖的夫人。

（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奠基人厉麟似教授）

　　教我们语法的，则是我们德语专业的创始人之一厉家祥（字麟似）教授，他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获耶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和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蒋介石对德外交顾问和国立中央大学教授。

　　也教过我们词汇课的，以德语口语能力极强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早年留学柏林的凌翼支教授来自南京大学。据说他当年在德国时专为中国同胞受欺凌时抱不平、打官司。

　　还有很受学生们爱戴的，担任过词汇和语法课的严庆禧博士，早年留学德国耶拿大学，攻读经济学，1979年退休后，应聘为德语系兼职教授。他曾捐巨款（10万元，后增加至20万元）设立“严庆禧教授教学科研基金会”，为促进我系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也是我们《德汉词典》的编者之一。

　　当时担任德语专业主任的李晓，据说曾当过阎锡山的德文秘书。

　　我从18岁上大学起至退休，都在上外度过。退休后，我还是上外人。是上外培养了我，造就了我，铸就了我的人生。在我就读的五六十年代，上外给了我以良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思想教育，使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业务上，把我从一名青年学生培养成为了一名能够以自己在这里所学到的业务知识为社会作出了一些事情的知识分子。我的人生道路是由母校铺就的，我对母校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潘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