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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机关报剖析詹顺舟:烧香拜佛爱好玉石麻将 千里运钞藏匿赃款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编辑:健翁发布时间:2020-12-30 14:48:05

  2020年,《中国纪检监察报》7版警钟剖析的落马干部贪腐案件中,不乏亦官亦商、为官欲商者。如福建省诏安县委原书记何德发,对他来说,“工作是副业,做生意、搞收藏成了主业”;山东省东营市投资促进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霰景亮利用职权创造自己“房地产投资界的神话”;鄂尔多斯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刘杰靠影响力“做买卖”,念起了发财致富的生意经……今日,《中国纪检监察报》7版刊文剖析甘肃省酒泉市委原常委、敦煌市委原书记詹顺舟“信仰迷失 彷徨于官商两道”。

中纪委机关报剖析詹顺舟:烧香拜佛爱好玉石麻将 千里运钞藏匿赃款

  詹顺舟,1966年9月出生,199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6月参加工作。曾任甘肃省玉门市(县级市)市长,酒泉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政府秘书长,酒泉市副市长、玉门市委书记,酒泉市副市长、敦煌市委书记,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兼省文化博览局副局长。

  2019年2月21日,经甘肃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对詹顺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8月13日,经甘肃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詹顺舟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9岁被破格提拔为副县级领导干部,36岁被任命为酒泉玉门市市长,成为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市县长。一个本应有着大好前途的领导干部,何以步步沉沦至此?

  理想“抛荒”,党性不纯

  学习笔记心得体会多由他人代笔,开始迷信“烧头香”

  为什么入党?为什么从政?这是每个党员干部从一开始就应该思考并时时自省的问题。回顾詹顺舟的从政经历,他曾经也做了一些工作,但与其他党员领导干部不同的是,他努力奋斗的初衷和动机更多是为了自己的名和利,而不是党的事业和群众的利益,立志做大官而不是做大事。

  1990年,从兰州大学毕业的詹顺舟顺利参加了工作,在兰州十年,从兰州市到省直部门,基本都是从事文字材料工作。写材料是苦差事,但能锻炼人。詹顺舟认为,机关工作要想出人头地,被领导赏识,只有干别人不愿干和干不好的事才有希望。

  在詹顺舟的努力下,1994年他被提拔为省经济协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并兼任下属协通公司董事长。后因单位没人写材料又被调回省经协机关,并于1996年4月被破格提拔为副处长。

  2000年,詹顺舟不甘心在省直机关“爬格子”,希望有更大的平台,便争取到酒泉挂职。刚到酒泉一年,他主导引进落地企业几十家,争取国家和省级资金几千万元,得到酒泉市县两级领导干部的赏识和肯定,并动员他留下。

  留任的詹顺舟很快于2002年9月当选为玉门市市长,成为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市县长。2006年詹顺舟调任酒泉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2009年,他再次回到玉门,任市委书记。詹顺舟对自己在玉门的政绩很认可:“我在玉门两进两出,当了一回市长,当了一回书记。当市长搬了一座城,新建了一座城市。当书记建了100万千瓦的风力发电厂,给玉门市的发展还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的。”

  2012年12月,詹顺舟担任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敦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等建设的推进,敦煌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组织把这样一副重担交给他,对其抱有极大的信任和期待。

  然而随着职务晋升,本应心怀对党、对组织的感恩之情,踏踏实实、干干净净干事创业的詹顺舟,却放松了政治学习和党性修养。在“两学一做”等学习教育中,其交流文章、党课讲义、学习笔记、心得体会多为他人代笔,党性分析报告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剖析问题遮遮掩掩不触及思想灵魂。随着地位提升、权力增大,特别是担任酒泉市政府秘书长之后,他不再思考当官为什么、干什么,而是想着官还能当多大、当多久。在与办案人员的谈话中,詹顺舟直言不讳:“我所有的人生积累,所有的准备,所有的学习和努力,都是为了做官。”

  理想信念的领地严重“抛荒”,内心空虚的詹顺舟开始在封建迷信等腐朽思想中寻求精神寄托。在担任敦煌市委书记期间,每年除夕,詹顺舟都以“检查安保工作”为由,到敦煌雷音寺“烧头香”;正月十五,会雷打不动地再次到雷音寺烧香、拜佛、许愿。

  2015年之后他自认为“仕途不顺”,工作压力大,加之有人举报,省纪委两次找他函询,关键时刻不信组织信鬼神,詹顺舟问计于研究周易八卦的同学,同学说他“犯小人”,指点他随身携带“五帝钱”,佩戴观音吊坠,就能“消灾避祸”。荒谬的是,詹顺舟就是带着这两样东西进的留置点。

  立场摇摆,为官欲商

  面对一次挫败和一句批评便心灰意冷,想辞官经商

  在詹顺舟的蜕变过程中,有两个重要节点不能不提。第一个是在2006年。那年5月,詹顺舟由玉门市长调任酒泉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3个月后,酒泉市举行市委常委换届,詹顺舟满心以为自己肯定能选上常委,结果却未能如愿。想要仕途上更进一步的詹顺舟对此意志消沉,怨气满腹。有朋友趁机劝他下海经商,他有些心动,但又心有不甘。于是一有时间就与私企老板接触,吃喝玩乐,灯红酒绿,就像换了个人,全然忘记了纪律规矩。

  第二个节点是在2016年4月,作为敦煌市委书记的詹顺舟在筹备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时,受到省领导批评。于是他又故态复萌,想到下海经商,准备办完文博会就申请调回兰州,办病退。自认为仕途无望的他自此开始疯狂敛财,以前不收的钱收了,过去不拿的钱也拿了,彻底“破罐子破摔”,他的巨额贿赂近一半都是在此后收受的。

  詹顺舟何以对经商念念不忘?其背后也有两段经历。

  16岁那年,考上重点中学的詹顺舟迫于家中经济困窘,弃学经商,开始贩虾卖鱼,当时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挣大钱,买条动力船在长江上跑运输,当“船老大”。没想到刚攒了两万多元,贩运一批甲鱼到外省时就惨遭打劫。“经商梦”破灭的他只好投奔远房亲戚,寄人篱下,读高中考大学。

  1994年,在省经协办下属公司兼任董事长的詹顺舟,给单位创造了不错的效益,省经协办一次性奖给詹顺舟6.6万元,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对两段经商经历念念不忘、自视有经商头脑的詹顺舟,长期在为官从政和下海经商之间摇摆不定,面对一次升迁未能如愿和省领导个人一句批评便意志消沉,抛初心、弃使命,利用手中权力敛财,为经商当老板做准备,毫无政治定力、政治立场可言。

  詹顺舟自我剖析道:“青少年时期经历的磨难,造就了我危机心理重,凡事决策前都要做最坏的打算;两段经商的经历,在我此后仕途不顺或工作压力大的情况下,下海经商的念头就会占上风。”

  詹顺舟收受的贿赂中,很大一部分是帮老板赚钱分得的“利润”。他坦言:“帮老板赚钱让我有一种成就感,自己没当成老板么,人啊,有时候把理想变成现实,就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为了满足这种“成就感”,詹顺舟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入党内政治生活,把手中的权力当成疯狂敛财的工具,奉行“办事就收钱,收钱就办事”的原则。

  底线失守,享乐奢靡

  被商人老板“温水煮青蛙式”围猎,贪图享乐、玩物丧志,逐步蜕化变质

  刚工作时,即便是一张购物卡詹顺舟也要推辞、思量半天,事后还要想着以何种方式再偿还人家。然而,随着权力越来越大,围在身边的商人老板越来越多,在这些人的吹捧和鼓动下,詹顺舟开始走向享乐奢靡的道路。当其认为“仕途不顺”后,更进一步沉沦于物欲和贪念中寻求安慰。

   “从农村一路走来,经历那么多的艰难困苦,等过上了好日子,自己掌权了,就把那些忘了,慢慢地自己就变了,变化于无形之中。”詹顺舟忏悔道,到后来,几十万、上百万乃至几百万的巨额贿赂他都欣然接受。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党的十八大后他仍不收敛、不知止,反而变本加厉,共收受30人贿赂3600余万元,其中2016年6月一次受贿数额即达800万元。

詹顺舟收受的部分现金。

  詹顺舟收受的部分现金。

  甘于被围猎后,詹顺舟心中开始有了“一杆秤”,不过这个“秤”不是称自己的职责,而是用来称自己的经济收益。他会按照不同工程项目的获利比例,心中盘算定下收钱的数目,如果哪个老板送的少了,他会以不同方式进行暗示,或者干脆当时推托不收,事后再找机会索要,直至达到心中预期为止。某老板在詹顺舟的帮助下,承揽了敦煌市数个工程,获利颇丰。他连续几次给詹顺舟送去几十万元,詹顺舟都以“你先放着”“以后再说”等借口推辞了,过了一年多,詹顺舟以买房缺钱为由,一次向他索要230万元。

  詹顺舟有两大爱好。一好玉石,经过多年的“把玩”,詹顺舟自诩是懂玉的行家,商人老板和干部送来的玉他先自己鉴定,认为好的才收,不好的就当场退回去,让对方重新购买,或者明示到他指定的店铺去买,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购玉的钱辗转腾挪进了他的口袋。二好打麻将,对此老板们自然“心领神会”,争相陪着打牌,变相输送利益,詹顺舟则“只赢不输”,欣然接受。为了提高效率,他有时会一晚上安排两个甚至几个麻将场,把这个桌子上的钱扫光后,赶到另一个场子接着“捞金”。

詹顺舟收受的部分玉石。

  詹顺舟收受的部分玉石。

  谈及这些爱好,詹顺舟说:“我一开始是没有什么爱好的,都是老板培养起来的,一开始人家跟你一块玩,给你送点小东西,玩着玩着就上瘾了,和商人老板也成了朋友,最后越套越深,就像‘温水煮青蛙’。”

  成由勤俭败由奢。詹顺舟儿时家境贫寒,在他的记忆中,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捡粪挖野菜、喂猪养鸭、到县城卖菜中度过的。刚走上工作岗位以及刚结婚那些年,詹顺舟生活节俭、平淡,一斤六元的水果嫌贵只称四两,婚后两年妻子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买过。

  随着职务的升迁、地位的提高,詹顺舟的生活标准和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在2006年“提拔失败”后,他和一些商人老板混到一起,耳濡目染下,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特权思想滋生蔓延。他热衷穿高档服装、戴名贵手表,将一名房地产老板送的两套房子打通居住,面积近350平方米,装修十分豪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仍多次乘坐飞机头等舱,配备超标准公务用车,超面积使用办公用房,多次接受私企老板安排的旅游、宴请等。

  正所谓“玩物丧志”,詹顺舟不再把主要心思和精力放在工作上,在担任敦煌市委书记的后期,除了有重要会议、重要活动或出差,他日常的工作状态是上午睡到十点左右起床,下午约老板打牌吃饭,晚上十点以后才开始批阅文件、安排工作,一些工作抓得松松垮垮、敷衍了事。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敦煌被查出的胡鑫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是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全国22起重大涉黑案件之一,其中有4名副县级干部充当“保护伞”,该案正是发生在詹顺舟主政敦煌期间。

  心存侥幸,背弃忠诚

  认为反腐的“雨点”落不到自己头上,为逃避监督指使他人千里运钞藏匿赃款

  詹顺舟之所以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仍不收敛不收手,除了仕途失意、自我放逐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心存侥幸,认为反腐的“雨点”落不到自己头上,自己会成为“漏网之鱼”;认为反腐的力度会减弱,节奏会放缓,“风头”会过去,“大环境”会越来越宽松。

  侥幸心和敬畏心是一对矛盾体,侥幸心理越大越强,敬畏之心就会越小越弱,就越容易破规逾矩,詹顺舟就是实例。

  为逃避监督,在隐匿非法所得、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上,詹顺舟可以说是挖空心思,费尽心机。早在2007年,他就在一名浙江籍老板的劝说下为妻子办了假身份证,借此来存储、转移赃款。他还将收受的非法所得存放在发小、妻子朋友、岳母、特定关系人等名下,或投资到股市、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私营企业等“以钱生钱”,甚至将库房钥匙和房产、借贷、投资凭证等也存放在朋友家的保险柜里。

  身在杭州的詹顺舟发小,是帮助其隐匿赃款的重要人物,2014年至2016年,其向发小转移财物达3200多万元。出于“安全”考虑,除少量资金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处理,詹顺舟先后4次安排自己的司机或行贿老板开车,每次拉着500万元到800万元不等的现金,送到数千公里之外的杭州交于发小,共计2700万元。为了做得隐秘不留痕迹,每次都是他与司机、老板、发小单线联系,指定交钱、收钱地点,频繁更换行车路线和接头地点,上演现实版的“谍战剧”。

  2014年1月至2017年2月,省纪委3次就信访反映詹顺舟违规提拔使用干部、收受他人好处费、为他人在承揽工程方面提供帮助等问题进行函询,但詹顺舟每次都隐瞒事实、避重就轻,寻找理由、推卸责任,意图蒙混过关,最终放弃了组织给予的挽救机会。

  在后来的谈话中,詹顺舟悔恨地说:“我一直存在一种侥幸心理,开始的时候想着找组织去自首,但是一想,只要自首这一切奋斗就归零了,不甘心,万一组织上查不着呢?后来就想着给自己脱罪,能少说点就少说点,现在想想真后悔,组织给了我那么多机会,我都没有珍惜。”

  世上没有后悔药,人生没有回头路。直到审查调查后期,詹顺舟才彻底醒悟,但为时已晚。在被留置期间,他一遍又一遍认真学习党章,一遍又一遍对照党章深刻反思反省,并把总纲部分背诵、默写了下来,以表达自己痛彻心扉的忏悔。(记者 刘一霖 见习记者 方弈霏)

  延伸阅读:

  亦官亦商的两面人

  《中国纪检监察报》2020年2月19日第7版

  申屠福华,浙江省金华市政府原副秘书长,2018年11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19年2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2005年,申屠福华开始分管工业、科技、经贸等领域工作,经常与商人老板打交道。老板们争先恐后和他交朋友。看着老板们财大气粗的样子,听着他们聊车子、房子,他的心理开始失衡,“觉得之前为自己考虑太少,从前苦日子过怕了,内心对富裕生活也有向往”。从此,他及时行乐的念头更强烈了,开始把个人利益和享乐作为人生目标。

  2012年1月,他担任东阳市委副书记后,找他帮忙的人更多了,总有人有意无意表露出让其入股收息、一起发财的意思。申屠福华先是分散地从别人那里借几十万元、上百万元拿去“投资”,并且获利后马上归还。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借款的对象也集中到了自认为有钱又大方的老板“朋友”身上,开口就借几百万元。借来的钱用于炒股、高息借贷转贷、投资入股等,资金收回后继续用“鸡生蛋、蛋生鸡”的办法滚动“投资”。

  他被心魔降服

  《中国纪检监察报》2020年3月11日第7版

  霰景亮,山东省东营市投资促进局原党组书记、局长。2019年3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同年8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霰景亮利用职权,通过低价预定、拖欠房款、升值后原价购买、转手赚取差价的方式,短短四五年时间就获利近千万元。为此,霰景亮曾自诩,自己创造了“房地产投资界的神话”。

  调任广饶县县长后,霰景亮又发现了新的发财渠道。广饶县是经济大县,经济实力雄厚,企业众多。霰景亮想方设法将此前违规炒房聚敛的大量资金,放到企业赚取高额利息。2013年至2016年,他先后向多家企业“投资”近千万元,年利率高达20%,最终获利58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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